文化资本、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商与粤商成长经验

　　企业家是推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企业家行为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来说，企业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企业家精神实质上是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和创新，或者说是企业家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企业家的文化资本积累决定了创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人们的创业意愿即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将大大增进人们的福祉。深厚的文化积淀，持续的文化创新，催生了浙粤历久弥新的企业家精神。浙粤企业家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人格魅力，浙粤企业家的财富观、信任观、公平观和社会责任感不同程度地受到区域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等的影响。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的行政效率及服务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兴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创新和华商精神的兴起，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两大引擎。

　　《文化资本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浙商与粤商成长经验的研究》由高波所著，作者应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企业家精神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中国浙江、广东两地企业家精神兴盛的秘密进行揭示，构造了理论分析框架，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价值和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综合来看，本著作对于影响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作者在对浙江、广东这两个中国企业家精神最为兴盛地区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不同地区企业家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企业家文化价值观对制度创新的影响、文化价值观对于企业家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既有大量的实证数据支持，也有典型深入的案例分析，有助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明确企业家精神的性质和作用。对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供了一条可以观察、可以模仿、可以传授的思路，这对于解决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家瓶颈”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上述意义上讲，企业家就是那些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积累的人，他们所提供给社会的是创新的观念。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是因为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是困难的，主要在于人们要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绝不容易。事实上，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时不能产生，是由于文化创新未能发生。因为“要有效地开发借用的技术，就必须进行适宜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形式主要受文化传统的限制。根据诱致性创新模型，预期利润是诱致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动力。然而不管诱致力量有多强，如果它们同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规范不一致，对社会有利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速水佑次郎，2003，第321页）。诺思的观察又是一个证明，他说：“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发展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道格拉斯·C.诺思，1992，第52页）。这样看来，企业家已不再等价于一个资本家，一个投机商，或一个只想赚钱的人，不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是一个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了。这一观点与诺思将产生意识形态的人称之为“知识企业家”不谋而合。
　　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特定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它还得到大量经验的验证。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出发，我们能够较好地解释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上的重大差异，显示出企业家精神发展与变迁的一些内在特征。
　　将企业家精神看做是文化资本投资的结果，有利于进一步解释国际及区域的经济增长差异，也可以深入地揭示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