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文化圈和学术圈都不太平。青年作家宗城、南京先锋书店员工、出版品牌创始人范新、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等多人均被指控有性骚扰行为，其中关于编剧史航涉及二十余人的指控更是引发大众的强烈关注。

4月26日，豆瓣账号“青年编辑们”发帖，“怎么还没有人出来锤SH，我身边有两个女性都曾被他动手动脚、性骚扰过”。随后，在评论区多人点名“SH”为史航，仅在帖子发出的一周内，就有小默在内的超过20位女性爆料曾被史航言语、肢体性骚扰的经过。

史航先后在5月1日和2日在微博回应称，“我和几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包括有过稳定关系的前任。我从不回避自己是俗人，但从不希望将自己与相识女性间的‘风流交谈’和‘门内的情调’暴露在公域之下”，他坚持从未利用强权地位侵犯他人。

在史航事件持续发酵中，如何定义性骚扰成为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比如，反对“小作文”微博升堂形式的会认为，“不能因为取证难，就倡导性骚扰不需要举证，只凭受害人陈述去指控”，尤其小默那句“不会傻到放证据”。他（她）们对“激情澎湃”的小作文反而感到反感，即使打心里是相信史航性骚扰的。

22年前，中国出现了首例性骚扰案件，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强调了“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首次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等内容，但并未对性骚扰的具体行为作出界定。直到2021年，新施行的《民法典》才明确规定了可被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包括：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

但实际上，要对性骚扰作出明确的界定，以及后续“赔偿”标准，依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主持的课题组曾统计分析了近十年来法院审结的共计147件涉职场性骚扰的民事诉讼案件，这些案件中，最终只有42个案件最终被法院认定性骚扰成立。

Yummy联合青年志等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现状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受访者中，女性有过一次或一次以上被骚扰经历的接近八成，最常见（71%）的发生在公共场所（特指职场，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间、洗手间等），且发生在学术/科研/教育（25%）、文化/传媒（18%）、互联网（12%）等十多个领域。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布的《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显示，42%的遭遇不止一次，18%的甚至遭遇5次以上。包括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被开与性相关的玩笑，被展示猥亵文字与图片，被碰触身体与隐私部位。

性骚扰只发生在女性身上么？也不是。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对北京、广州等6城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受害者中男性比例已经达到了35%，呈明显上升趋势。《深圳周刊》精确新闻调查中心调查显示：62%的被调查者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占43%，男性占19%。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性骚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846篇法律文书。其中，以劳动争议、人事争议为案由的占比约三成，是案由占比中最高的一类。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性骚扰行为，都发生在职场的上下级关系中。施害者往往是职场中的领导，手握行业的重要资源，被害者则是权力、职级更弱的一方。基于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被害者在最初受到挑衅或冒犯时，大多都会选择隐忍，有时甚至会被动迎合。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增订版》中提到，性骚扰的加害者具有一些共通点。第一，他们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第二，他们对受害者的意愿极其迟钝，“即擅长将对方的笑容和暧昧态度，全部理解为对自己的好感，将环境场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

蒋月教授在主持的课题组结果中说，仍有许多性骚扰指控者无法获得单位的支持，尤其是指控上司性骚扰，指控行为的成本非常大。“有可能不但没告成，还丢了工作，造成人际关系紧张。”

“世界上的一切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只关乎权力”， 这是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用这句来诠释职场性骚扰再合适不过。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天然具有扩张侵略天性的隐形资本，如果不予以约束，那么职场中的弱势者，更多是女性，就容易沦为被支配的对象。我们反对性骚扰，其实是在反对任何不受道义和法律约束的权力，反对有权者借由权力对他人随意压迫。

也因为观察到性骚扰背后的权力不平等，《民法典》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权力关系实施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