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2023年文学界的出圈议题，班宇、陈春成、王苏辛的考编事件不得不说——三位作家被武汉《芳草》杂志录用到了文学创作岗，在大众舆论层面成了段子：宇宙的尽头是考编。吴越觉得，这件事被过度误读了。“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才筛选和流动……班宇和春成只是找一个交社保的地方。在这个过程里，作家既没有出卖灵魂，也没有交换利益。”作为班宇、董夏青青、郭爽、索南才让等作家在《收获》发表第一篇小说的责编，吴越知道作家成名之路有多不容易。她跟一位作家开玩笑：“你要是一年赚100万，别人骂你也就算了。”其实，虽然作家身份和编制听起来有点拧巴，但大众并非不能理解作家考编。在工作不好找的背景下，有一个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比如文学编辑，不用过度内卷，不惧怕裁员，又有体面社会地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社恐i人很友好……除了收入上不去，一切都很完美，怎么看都是“神仙工作”的模板。我们找了几位文学杂志编辑聊了聊，他们最大的共识是：收入很低是最正常的——尽管这是个文学改编权动不动就能卖几十万上百万的年代，编辑并不总能分一杯羹。如果不是知名大刊编辑，年薪5位数是常态。至于体制内铁饭碗，也不是谁都能端上。哪怕是全国级的核心大刊，也不过四五个入编制的名额，有些地方性刊物早就完成了企业化改革，编辑就是普通的签合同打工人。但比起普通打工人，这一行又确实有“神仙”的地方。作家造梦，而编辑造神——作为第一线推手，制造文学改变命运的神话。吴越把自己和作家们的故事写成了非虚构文集《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在校园里分享时，有大学生直截了当地问她：我怎么才能名利双收？
图注：2023年8月，北京skp，吴越在《必须写下我们》首场分享会上
文学让人逆天改命的神话，虽然越来越少，却一直没有断篇。1977年，《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把 “伤痕文学”带到了主流文学平台。1987年，王朔在《收获》发个故事，就能将那一年变成“王朔年”；2023年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第一次轰动文坛（1999年），就是因为在《天涯》上了头条专辑；2014年，《收获》的青年专号，让双雪涛发出了“东北文艺复兴”的先声。但也不是没有对照组：2017年，《天涯》刊登了演员张颂文的作品，却没有激起一点水花，直到2023年《狂飙》横空出世，世人才知“强哥”原来是作家。比起一稿成名天下知的1980年代，当下文学显然不再处于中心，作家、诗人、编辑这类的身份也未必如上世纪般受人尊敬，但爱上文学这件事，还是能让一些小镇青年安顿身心，让一些有点“野心”的人刻下名字。不管是80后的吴越、林森，还是90后的梁豪、隆莺舞、小清，字符，无论成功与否，至少在“是否后悔入行”这个问题上，坚决地摇了摇头。# 当小镇做题家撞上文学
陈青曾认真地交过三任男友，她最喜欢第二任阿华。阿华不仅有一副好身体，还有一副热心肠，他总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应该多多关注肯尼亚街头的流浪儿童。”他每天都会用发胶把自己的发型固定得非常稳妥，正如他总是要求陈青进门务必洗手，洗澡前不能上床一样。陈青觉得他一点儿都不像搞文学的射手男，搞文学的人，怎么说呢，应该大行不顾细谨。但阿华说：“我是一名文学编辑，编辑得讲究细节，一个错别字、一个错误的标点，都不能放过。”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用舌尖触探陈青的胳肢窝，每一处都不能放过。
——这可能是“文学编辑”这个职业被“自黑”最惨的一次。写这个故事的梁豪本人，就是一名文学编辑。图注：文学编辑阿华的故事，出自梁豪的小说集《鸭子飞了》在小说里，这位名叫阿华的文学编辑找了一位颇具风情的外国女友，拿了绿卡转了时区，俨然人生赢家模样。我问梁豪，这是文学编辑的理想境界吗？他一边不好意思地笑，一边态度坚决地否认了，“小说就像一场戏，作为一名演员或者说导演，我得把戏做足，好让观众当真。至于片场之外的自己，那是另一码事。”。2017年，梁豪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考入了这家老牌文学杂志，迄今已经做了6年的文学编辑。在一场脱口秀上，他形容这种择业是“单押”。但是，在杂志社的6位上刊编辑中，生于1992年的他仍然是最年轻的那个——这意味着，这家杂志编辑部有6年没有对外招过新人了。一个文学杂志，正常情况下编辑人数不会超过10位，一些地方的杂志可能只有不到5位，如果下沉到市县级，甚至都不一定有全职编辑。全国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不到300家，意味着从业人员基数也不大。工作稳定程度高，意味着人员流动必然缓慢。一家杂志需要招新的时候，往往是有人退休或主动离职，空出一个坑来。单位已经好多年不招人了，终于空出一个名额，实习生梁豪志在必得。本该2018年才毕业的他，果断申请了提前毕业——条件是提前修满学分，并在论文答辩上拿到“优秀”。他完全符合报名考试的门槛要求——名校，硕士学位，汉语言文学专业。他并不是唯一的实习生，也不是竞争力最强的实力生——有学校名声更响的，还有藤校海归选手，但他觉得，其他人还有更好的机会，更大的野心，未必能像他一样耐得住寂寞，一根筋一条道，情愿在一个堪称门庭冷落的纯文学领域干一辈子，“我还是很幸福的，能跟我热爱的东西长相厮守”。
图：梁豪的爱猫“呵呵”
梁豪自认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从小城广西梧州一路考上来，好成绩一直是他的通行证，从小学时被学校选出来当升旗手时，他就知道，成绩可以带来鲜花掌声。高中时，他独自一人去了南宁，读的是省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紧张学习之余，他开始疯狂地看电影，把能找到的所有贾樟柯电影全刷完，还喜欢上了姜文，至今还能即兴模仿《太阳照常升起》里周韵扮演的疯妈声调念“白云千载空悠悠”。导演梦也偶尔涌上心头，但被他迅速清理出去。电影，只是一个远离“中国最活跃的文化现场”的小城年轻人触碰远方的唯一介质，但作为一个好学生，复习备考上大学才是正途，艺考？那是非主流。梁豪觉得，即使本科上了中文系，他那时也并不是“文学青年”，对未来的盘算，本是“毕业后找份工作就拉倒”，但大二到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做交换生时，他凭一篇名叫《榴莲》的小说，拿了一个学校主办的历史悠久的文学奖。“这是文学第一次向我释放善意”。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有了想写东西的冲动，还是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时代。他偶然翻了一期叫做《独唱团》的杂志，有写得精彩的，也有让他大跌眼镜的，这让他产生了一较短长的心理。后来，他仿鲁迅先生《阿Q正传》写了一篇《小林外传》，作为语文练习作业交了上去，满怀期待着等老师点评。但是等啊等啊就是没有下文。他想，老师一定是忘记了，毕竟高三了，有那么多重要的事。上了大学以后，他试着向某个省级文学刊物投稿，投稿方法有点老套——拿着打印作品去编辑部拜访。结果编辑部没开门，别的部门工作人员礼貌地留下了他的作品，并提醒他说以后不需要自己跑来，在网上投就可以。当然，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可能正因为这类经历，让他在做了文学编辑以后，会拿出更多的耐心去看自由来稿，并且对推出新作家这件事分外热衷。一说起新人，他就关不住匣子，兴致勃勃地讲起90后“南北双姝”杨知寒和三三，人民文学新人奖得主栗鹿，以及把闽南语融入小说的龚万莹……现在的梁豪，除了文学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偶尔还去尝试一些新的文字玩法，比如参与一场文学脱口秀，背着一个鲁迅画像的帆布包拿起麦克风自黑：“最近，我爸说你张叔的女儿今年高三，有篇作文你给看看，我赶紧说别，爸，你有所不知，文学最近又死了。”
图注：梁豪在一场文学主题脱口秀上
# 这份工作能不能干到退休
有一个朋友要去北京读博，向隆莺舞道别。隆莺舞的第一反应是：我也好想去北京。朋友说：你赶紧考个出版中级，到北京找个工作，我们又能聚一块了。隆莺舞退缩了，想起北京的房价，想起潜在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有点害怕。求学加工作小十年了，她去过很多地方，唯独没有北京。隆莺舞现在的身份，是贵州《山花》的编辑，但不属于编制内。从客观角度看，这份年入5位数且远离家乡的工作，并不算理想，但谁让她有一个文学梦想呢？
图：隆莺舞租住的老房子经常停水停电，常要上街想各种办法
2021年2月，她研究生毕业后，去贡嘎山上玩，突然看到了杂志社的招聘启事，没有细想就投了简历。她的家乡和学校都在广西，家人也反对她去外省工作——留在本地找一所大专院校当老师不美吗？但她还是一意孤行地去了贵州，“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
图：隆莺舞的家乡夜景，也是她的“时刻梦回”
比起隆莺舞的理想主义，小清进入《清明》的理由多了一些现实的考量。她在应聘文学杂志的同时也投了大学老师的岗，但是研究了一下大学老师的工作压力——要做学术，要做行政，还要占用休息时间等等，还是觉得文学编辑更有生活。何况，在合肥，“归文联管”仍然代表着体面与稳定，虽然《清明》是全国最先完成改制的单位之一——小清也没有编制。虽然期刊杂志都有上线管理单位，但“编制”早就是稀缺品了。目前，在全国近300家文学刊物里，真正全额享受拨款待遇的公益一类单位没几家。很多省级以下刊物都完成了改革，或者转成一半补贴一半自负盈亏的公益二类，比如《天涯》杂志，或者直接变成企业经营模式。前两类单位里，编辑还有编制概念；后一类像所有打工人一样，都是签劳动合同。隆莺舞入职没多久，就见证了几位前辈离职，有两位是为了与家属团聚，去了贵阳下属的县城生活，还有一位是找到了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对于有编制的文学编辑来说，好处是特别稳定，“只要占了编制，就很难被开除”，但也有与之相对应的代价：编辑资格和工资都与职级挂钩。拿到初级编辑资格证，才能当“助理编辑”，再过个三五年（本科生需要工作5年，研究生需要工作1年才有考试报名资格），考个中级证，才能在“责任编辑”一栏署名；最后拿到副高以上的证书，才能当三审或者终审。在这个评价系统内，一个资深的编辑即使编过很多优秀的作品，获得过著名作家的认可，但如果不太会考试，就不得不长久待在一个低职级上，薪水也涨不上去。
图：隆莺舞入职第一天拍的照片，杯子上的话算是朋友寄语
杂志社的气氛是隆莺舞喜欢的。在进入杂志社之前，她曾经到高校做过实习老师，“待不下去”，因为同事们之间不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是有隐约的对抗。她遇到不懂的事找人去问，总是遇到冷脸。但是到了杂志社以后，同事间相处融洽，不仅不抢资源，还能互相补位，“领导会经常督促我们写东西，因为写作能赚一点稿费，补贴一下我们不太高的工资。”
图：隆莺舞没有养宠物，她喜欢上街喂流浪猫，在疫情期间更成了每天晚上的活动
小清的大学与杂志社在同一座城市，这使她即使在工作之后，也能和导师或同学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学校的老师跟编辑部的人都很熟悉，会在杂志上发文章，也会给杂志写文学评论，甚至做一些稿件的特约编辑。在期刊的5人小团队里，有两个还是她的同校学姐。从学生过渡到打工人，并未脱离熟悉的圈层，这让身份的转变显得不那么难。对于省城文学期刊编辑来说，除了出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派任务，就是到基层去主办各种文学活动，包括讲座、评稿、办奖等，类似于“文化下乡”，一年大概有个四五次。因为小清是代表省级头部大刊出场，在面对基层文学爱好者的时候，她能感受一种被尊敬的感觉。虽然一些爱好者的稿件没有办法够得着头部期刊，一些县乡级文学期刊连正式编辑都没有，往往是由一些语文老师或公务员抽空兼做，但这些人朴素的热爱和情怀也会让小清内心触动。她注意到，没有年轻人会去做基层文学编辑，跟她对接人的年纪都是35岁往上。可能只有走到这个体系的神经末端，才能知道它到底还在滋养着多少人。小清1997年出生于一个县城家庭，父母并没有对她回家工作的期待，但她自己找工作的时候，一个重要考量就是离家近，而合肥是完美符合这个条件的。但文学编辑这份工作做长了，甚至连中级职称都考下来了，她还是发现在省城做这行有一些局限。比如，作者群体普遍年龄比较大，有年龄断层；城市文学气氛不浓，没有大城市那种多元化的爱好者群体和文学活动等；就连文学刊物数量，也是北京最多。毕业于北京某大学文学专业的字符，就曾受益于大城市的地利人和。2020年毕业，她考虑过很多家核心报刊单位，最后考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一家老牌刊物。这家刊物创办于50年代，创刊号上的名字熠熠生辉。考试是多家单位统一办的，招聘人数不超过12个，字符是这家子刊唯一录取的人。职位是有编制的，在北京这还意味着一个稀缺资源：户口。稳定，真的稳定，字符觉得，“就像是套上一个游泳圈进了大海”。在编辑部里，她能看到很多旧时光凝固下来的东西：上下班打卡仍然需要在一个实体本本上签名字；会收到各种手写的投稿；会有古诗体写得非常好的同事；领导就像长辈，会认认真真教新人做事；一位老同事退休的时候，她发现那位老姐姐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从来没换过别的工作，一直守在原地。
图：字符编辑部里收到的信件
曾经，“这份工作我可以干到退休”看上去太老派，但当环境没有那么好时，这就是幸运。对于字符来说，她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跟周围人一比，就总会缺一些勇气和自信。仅仅在她上班的那座大楼里，就不知道藏龙卧虎多少。“大家业务能力都很强，会写作，会演讲，会写小说，会写诗，会主持，就我，什么也不会。”杂志有硬性规定，绝不会刊发自家编辑的作品，但她写了东西也从不好意思往外投稿。在一个北京地铁10号线停摆的星期一早晨，在罐头盒里被挤到抬不起手看手机的字符，瞄到一个女孩在搜索栏打了一行字，“试用期间被辞退有补偿吗”，心里一凝。她把眼睛往别处瞄，又看到一个男生把书举得超过头顶，还在努力保持阅读——那是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夕阳诗人之歌》：在遥远僵直的树干那边，有迟到的灯光……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里，她写下了这个早晨发生的故事：有拥挤的人群，有落在地上爆裂开的阳光，和汹涌而沉寂的心，某一瞬间我好似听到了盘核桃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不投稿，但也没浪费自己对环境的感受力，持续与文字为伴。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编辑对于字符来说，确实有“神仙”的一面。# 帮别人逆天改命的人
图：上海名刊《收获》杂志老楼
2023年，《漫长的季节》取得超高口碑，网友用“东北文艺复兴”形容这部剧高于市场水平的文学审美，而班宇正是这部剧的文学策划，剧里范伟儿子写的那首诗就是出自他之手。早在2019年班宇就体验过“出名”。当时，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冬泳》刚出版没多久，易烊千玺和李健自发为书打call，明星效应迅速将这个文学圈冉冉升起的新人推到了大众面前。而吴越则更早嗅到名气喷涌前的味道。那是2018年年底，《冬泳》以最高票数拿到了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奖。这个圆圆脸的“大男孩”上去领奖的那一刻，在台下，吴越看着他，举起了手机。随后，她将照片发给班宇，并说：“这一刻是成名在即，下一刻就已大红。”吴越没有说错，之后班宇越来越红，成为少数打破文学圈壁垒，为年轻人所熟知的青年作家之一，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在一些遥远而盛大的名利场中。在做文学编辑之前，吴越在《文汇报》做了十年记者，做到了首席记者。2015年，她主动申请调职到《收获》杂志。直到班宇在圈内有姓名这一年，吴越才不过入行三年。仅仅三年，吴越就见证了一个作者从默默无闻到大红的过程。这对一个编辑来说，无疑是件幸事。但作者和编辑之间那条隐形的线，也随着班宇的成名，在吴越的心里打了个结。“我想要得到一个确认。”吴越说，一个作者火了，他每天都这么忙，有这么多活动要参加，这么多大导演要见，而我，一个编辑要跟那他聊的都是“这一段要删两个字”，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我们的地位是不是还对等？2019年9月的一个早晨，吴越问出了口。她在《必须写下我们》里记载了这段对话：
老吴：一个小说反复谈，和你每天面临的那些新鲜的、复杂的事相比，可能是最单一的事情？
老班：我觉得……生活没有本质变化，我还在单位跟老吴谈稿子。
最初吴越叫他班宇，班宇叫她“吴老师”。后来吴越与包括班宇在内的三个80后作者线下见面时，大家都是同时代出生的人，董夏青青提议破除客套，如上述般互相叫对方老吴、老班。“他的回答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老班的回答，让编辑老吴心头一暖。吴越不知道，自己也给班宇带来过某种程度的“希望”。事业高光打下来的那一刻，班宇的世界不再一样。最初他常常被密集的活动邀约打乱写作节奏，全国各地跑。他还考虑从工作了多年的传统出版社辞职。他想要保持一种规律的生活，一种有序的创作习惯，但这意味着他要承受一种不安稳，“成为一个灵活就业者，自己主动交社保，压力还挺大的。”一个作家对写作感到了恐慌。后来疫情更为肆虐 ，物理范围的困顿，也将班宇的状态困住，写作变得更为困难。“那时候觉得好像写作也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好像不写也行。”很久之后，班宇在一次公开活动里如此说道。2020年1月，吴越在隆冬之时跑到了冰天雪地的沈阳，在铁西区工人村，班宇的老家，见到了他。在那之前吴越也不过线下见过班宇两次。每次都很匆忙。一次是《收获》颁奖礼，另一次是在清华园里举办的青年作家工作坊上。这次会面，时间充裕。在一家饺子馆里，和班宇的家里 ，他们从下午聊到晚上。吴越问了班宇很多问题：鲅鱼圈的风景如何，他是发小里最有名的人吗，怎么看坂本龙一，一夜成名的喜和悲，会辞职吗……“吴越那次来找我的意义在于告诉我，我必须还得写下去。我觉得这是一种鞭策吧。”班宇这样说。吴越则后知后觉，当时她并不知道班宇对写作产生了动摇。“他没有告诉过我，我要是知道肯定把他骂一顿，我去那主要还是想跟他聊出版《逍遥游》这本书。”如今想来，吴越说，写作者其实都是很孤独的，一旦成为作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会像女娲甩泥点一样，被创造的欲望所驱使，但完成创造又很困难，难得“就像把自己生出来”一样。一个青年创作者跟吴越聊天时说了一句话，让她印象深刻，那句话是：“方圆百里之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聊文学。”谈到班宇时，吴越又想起了这句话，“很多人生活得很热闹，但可能他也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里。”吴越说，编辑的存在，可能会让作者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有人在认真地看，这种连接，会让他不那么孤独一点。这种连接的对象，不一定是班宇这样的名作家，还有很多无名的文学爱好者。不夸张地说，这本1957年由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创办的期刊，在文坛地位无比尊崇。2023年5月，在因疫情而延期一年举办的《收获》创刊六十五周年庆典上，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金宇澄、孙甘露、东西、叶兆言、林白……70余位作家齐聚一堂。余华笑言，他就是因为在《收获》看到莫言发表的《球状闪电》后，就心里暗暗发誓，“我也要上《收获》”。想上《收获》的人前赴后继，甚至在网络时代，纸质投稿都未曾绝迹，在赛博朋克的数字时代，编辑部是那个承载实体、温度和岁月的一方小天地。这里常常会有老人光顾。那些有着写作梦的老人，有的写很厚一本，都是手写的，有的作品里还夹着书法作品。常常会有老爷爷颤颤巍巍地走到传达室送稿子，然后看着编辑给他做登记，等要退稿了，他们也不要寄回去，而要亲自跑一趟过来拿。“他们就是想听到编辑对稿子有一两句评价。”
图：跟《收获》编辑部的镇馆之宝合影。这是巴金先生手迹“把心交给读者”。2023年3月，编辑部所在老楼文保大修，牌匾被取下来，挪到临时办公处。
有次编辑部的电话铃响，吴越拿起了听筒，对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爷爷。他一上来就问吴越：“你是不是要钱，我给你一万块钱，你看我的稿子。”这话有点侮辱性，让吴越很火大，她努力控制情绪，严肃地告诉对方这是无理要求。老爷爷不服气：“你们是国家养的，为什么不看我的稿子？”原来这个爷爷之前就把编辑骂过一顿，他觉得自己的稿子没有被及时回复。吴越跟他解释看稿回复也有周期，需要耐心等待。老爷爷听完吴越的话后说：“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可能发表不了，但我投稿给你，你给我意见，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后来，吴越了解到，这是个瘫痪在床的老人，写作和投稿是他的一种存在方式，跟编辑的交流对他确实很重要。“我也受到了教育，我们不能那么狭隘地看待投稿这件事。”如果100%投入所有环节，编辑这份工作可以比电商还累。“虽然没有什么996的限制，但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工作”，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有一个或N个作者给你发稿子过来，你要下载保存，要抽时间读，要回复。有时候，深更半夜，编辑还要在小群里讨论稿子，细到到一个人物是否成立，一句话是否妥当，非常细节。吴越是个感性而敏锐的人，她感受到作品会小小地改变现实——“作家写出来Word，到成为一个小说、刊登发表，被人读到，就是在参与我们的现实、改变现实。比如从此世界有了《逍遥游》，有了许玲玲，甚至有了电影、导演和观众……（现实就是）微小剂量渗入生活的每一天和未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在成为编辑和记者之前，吴越最早的身份也是写作者。她曾是新概念一等奖的获得者，与郭敬明、张悦然等同属一代。只是她没有沿着青春写作作者的路走下去。在新书《必须写下我们》出版后，吴越有很多机会站到台前，但在面对听众侃侃而谈时，有一声自问时刻在敲打着她：你现在是不是不该坐在这个地方？“我是个编辑，我怕创作者的膨胀会挤压到我作为编辑的自我。编辑是不应该出现在台前的，他应该在幕后。”吴越记得，有个前辈跟她说过，编辑是作家的提衣人。所谓“提衣人”，就是指作家上台了，啪一下把大衣脱下来，跟他最亲近的人会帮他拿着他的大衣，站在舞台看不到的地方，而这个人就是编辑。在一众老派的人看来，编辑是不应该出现在灯光闪耀处的。索南问过吴越一个问题：你看那么多作者的稿子，有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绝望，会不会急得抓耳挠腮，着急到想自己动手写？问这问题时，索南才让坐在牧场里，修补着网围栏，西风在吹，羊群在右侧的山包上。吴越则坐在书桌前，她回答他：编辑干编辑的活，编辑如果想替作者写那就不是合格的编辑。对我这个资浅编辑来说，每每看到一个完成了的、钻石般又坚固又漂亮的作品，来自内心的快乐难以言喻。只要每过一些时间能有这么一个快乐的瞬间，就足以抵挡失望，足以让我怀着期待打开下一个陌生的文档。这个回答你觉得还行吗？她坚信创造者得到一切，作家是那个创造者，世界为他让路都是应该的，而编辑是享受服务于作家的人。这种服务，从投稿，投中开始，到三审，出样，三校，清样，插图，再到约评论，参奖，甚至推影视合作……是一整个漫长的链条。“编辑部，就是一个暖暖的手工小作坊，我们都是皮匠。”
图：吴越记得：“2015年11月1日，第一天到《收获》上班，我跑到楼下保卫处自我介绍：从此我不是来开会的了，我来上班了！记住我哦~”
# 靠什么坚持五年五年又五年
2017年的第3期《天涯》，曾经刊登过一篇《在心里点灯的人》，作者叫张颂文。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盲佬”的乡村算命先生和一个叫“阿文”的少年十数年的羁绊。主编林森还记得，这篇稿件刊出来之前，已经在刊物排期表上躺了近一年。这是文学杂志的正常节奏，一部作品从收稿到成功刊发，周期往往几个月起步。编辑部里，没人熟悉这个当时还不出名的演员，只是觉得作品不错，能让人感动，共情。不出意料，作品发出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大反响。直到五年之后，2023年，在《狂飙》中演活了高启强的张颂文一跃成为顶流。粉丝们很快找到了他曾发表在《天涯》上的故事，并划线故事里的那句话：“阿文，相信我，你长大了一定很有出息。”一篇五年前的旧稿，让订户不足十万的《天涯》杂志获得了一个公众号10万加。还有十几家出版公司找到林森，想让他帮忙联系张颂文出书，不过张颂文都婉拒了。现在说起这件事，林森笑言有点后悔——为啥当初没把杂志征订信息放在那篇爆款文章后面。作为一家全国知名期刊的主编，林森的压力并不小，这种压力来自对每一期几十万字内容的责任（比如杂志硬性标准的万分之二差错率，1万个字里有两个错字就不合格了），来自征订的压力，也有环境的压力——“文化如今并不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1980年代的全民文学热潮已经走进历史，一个普通作者越来越难通过在文学杂志里发表文章而一夜成名。“80年代，你发一个短篇，就能收到一麻袋的读者来信。”有时候情形甚至是反过来的，像陈春成、余秀华、胡安焉这样的作者，不需要经历从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开始，一步步发到中篇、长篇的过程，他们通过网络平台一举成名，然后直接出书。林森敏锐地看到，一部分作家也开始拥抱新的游戏规则，学着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带故事的人”，用故事带来媒体关注，再转换为流量。生于1982年的林森，最初入行的契机也是拜网络时代之赐。他还在海南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时，就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小说《北门》。有一次，作家李少君到大学讲座，当众提到了林森的这篇小说，还说从中“看到了海南文学的希望”，这让当时挤在人堆里的林森受宠若惊。后来林森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李少君当年在海南大学的那个讲座，没有顺口提及我在网络上连载的那篇小说，讲座之后，我肯定也像往常一样，避开热闹的人群，悄悄离开；如果那样，我肯定拥有另一种人生。可，人生又哪里是能假设的呢……”
图：林森在《天涯》编辑部里，以杂志垒成的书墙前
与李少君的相识，让他得以进入《天涯》杂志实习。不过大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顺水行舟直接入职，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工作漂流”。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自己的第一次“求职”奇遇，就像是一个文青版“落跑新娘”：一个朋友给某旅游公司投了简历，事到临头没空去面试，推给林森去帮忙善后。本着来都来了的精神，林森去了现场，在招聘官面前啪啪啪一通操作，写了个上千字的景点介绍。对方看了当场拍板说：你现在就上班吧。但林森只待了一个上午，就上演了留书出走——给人家写了个纸条说我还没准备好上班呢。果断放弃“不要”的东西，在林森的人生中一直重复上演。第一次高考，被某大学的工程力学专业录取，报到没几天就跑回海南；复读后，再考进海南大学的水产养殖专业，但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走专业对口路线；在天涯社区BBS还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短暂当了几个月的互联网大厂员工，但2007年，为了去北京读作家培训班，果断地辞了职去当北漂；在北京的时候，他去汽车杂志应聘过文案，还准备去影视公司当过编剧……从2008年开始北漂的80后们，一定不会忘记这十几年来的经济上行周期，一波又一波造富的风口，坐拥原始股的程序员精英，一飞冲天的网红，此起彼伏的爆款IP，以及坐上火箭一般飚升的房价。但对于林森来说，2008年，又是一个放弃之年，放弃北京遍地的机会，放弃月薪上万起步的道路，回到南方去，回归海南，接受一个只有两三千块月薪的杂志编辑职位。从普通编辑到副主编，再到主编，林森用了12年时间，把自己熬成了“编辑部最老的人”。2021年的第一期，他正式以主编的身份出现在《天涯》上。这不仅仅是一次升职，它还意味着，林森这个名字，将会与这些名字被放到同一个话题里：韩少功、蒋子丹、李少君、王雁翎、孔见……2022年12月，林森新书《书空录》的讨论会上，海南核心作家学者云集，其中也包括了韩少功、蒋子丹等《天涯》前几代掌舵人。对这部作品的一句醒目评语是：他以这么快的笔触为我们这艰难的三年做下了一个时代的见证。提倡对现实生活的关切，是《天涯》这本杂志20多年来的办刊宗旨。现在搜索《天涯》杂志的创办时间，一般会显示1972年，实际上它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1980年才正式用了现在的名称。1996年，时任海南省作协主席的韩少功主导了一次大改版，才让这本地方杂志渐渐有了全国性的影响。在1990年代，韩少功们面临的问题是，当通俗化的内容逐渐占领市场的时候，纯文学还能承担什么使命？为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让文学关注现实生活，帮助读者思考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化。到了2020年底，刚刚接过担子的林森，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新挑战：非常时期背景下，文学还能做什么？林森曾经说过，在《天涯》做编辑，比其他文学期刊的编辑要更辛苦。除了约稿、抢稿和审核投稿之外，他们需要深入参与到作家的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作者、组织议题、策划专辑——这种操作，可以说是《天涯》的看家本领：2019年，他们做了科幻小说主题策划；2020年，他们又约写了讨论疫情对生活的改变的专辑；2023年，又有一期以武侠为主题的专刊。每一年，每一期，《天涯》几乎都有专题策划——策划的方向，就是编辑思考现实、介入现实的方式。
图：林森对自己创作主题的概括是：既关注边缘小镇的个体命运，也探索海洋书写的澎湃与辽阔，更呈现时代背景下的心绪悲欢。
在林森眼里，一个好编辑的定义，善于做案头工作不是最重要的，善于和作家打交道抢到独家作品也不是最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敏锐度。一个好编辑，能够感受到大环境的变化，能够洞察作者和读者的需求变化，知道人们喜欢看什么，并能够判断文学潮流的走向。“现在大量的编辑只是傻乎乎地来什么稿用什么稿，没有策划力，没有判断力，对文学潮流没有预判，更没有把作家推出来的能力，这样的编辑是不合格的。”吴越对于一个合格编辑的要求也很具体：文学编辑这份工作绝不是戴个眼镜埋首案牍的形象，做文学编辑，固然要能坐得下来，也要能走得出去，至少绝不能社恐，最好是善于和人打交道，亲和，活泼，一专多能。不过，问题是，如果各项能力都很强，还要不要继续做文学编辑？曾在《天涯》当过编辑的郑小驴，就在2020年时转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去做教授。还有些编辑在积累了一定作品后，选择回到家乡去做一名全职作家。最新的出路还有做网红，某文学杂志的一位90后编辑通过做号（教人写作卖网课）赚了不少钱，买了上百平米的豪宅和100多万的车，刚刚辞掉了正式工作。但林森把编辑这条板凳坐了一个5年，又一个5年，现在是第3个5年。让他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不把编辑当作谋生手段：“还是要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想通过文字的方式去影响世道人心，这样做起来才不会那么累那么痛苦。”# 行业的骄傲和尺度
梁豪曾经刊发过一篇投稿，作者是90后，原在贵州黔南一带的乡镇做基层公务员，每天过得苦哈哈的。但仅这一篇文章发表后，这位作者就被调到了县文联工作。新的工作明显更对口也更从容，梁豪还能陆续看到他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新的作品。但梁豪并不认为是自己帮了那位作家，这种改变命运的影响力，也来自他所供职的杂志。这份创立于1949年10月的文学期刊，每一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对于编辑的工作来说，这是助力，也是压力。助力是推出新人时有天时地利加持，压力是如何配得上杂志的品牌。对于像《人民文学》《收获》这个级别的杂志，品牌的加持作用不可估量。吴越曾听说过，某国际级大导演曾经提要求，说他需要在每期出刊前10天看到作品。实际上，在《收获》上发表过的作品，影视剧改编数量已经撑起了多达200条的豆列，豆列的创作者是个杂志老读者。虽然文学评判的尺度有点像玄学，用梁豪的话说，“它不是一加一就一定等于二，它有很多的约等号，很多省略号，而作为编辑，就是要勘破这些，做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判断。文学编辑既是千年手艺人，也是时代破风者。”这是一个需要每天做无数次决策的工作，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吴越曾听杂志社领导说过，“看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审美。”她点赞也慨叹：“我们这行快不起来。”作为一个公主，你想要找到那个被施了魔法变成青蛙的王子，可能需要亲吻成百上千只原装青蛙。文学编辑的日常工作也异曲同工。大海捞针的过程，99%的时间可能都是琐碎与消耗，一期刊物登出20篇文章，背后可能已经退掉200篇甚至上千篇。林森曾在《书空录》里把这种“怨气”做了一个科幻式的处理：一个编务觉醒了一种特殊能力，只要他把一些强行投给编辑部的烂稿编入一本只能他自己知道的内刊，这个世界就会抹掉关于那篇文章的所有记忆。在初入《收获》的的前三年，吴越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那时候，她还没有自己的作者，领导会给她塞各种类型的稿子，可用的不可用的全都有，她需要给出判断，写出审稿意见，战战兢兢拿给领导审判。日积月累，吴越觉得自己对“编辑的语言”渐渐有了心得，比如 “这个小说太简单了”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已经亲手带出许多新生代作家，她仍然会忐忑：“我也不知道我在老板眼里有没有及格。”但是，挖到宝时的惊喜，有时可以抵消所有的消耗。吴越至今记得第一次读到索南才让《巡山队》时候的惊喜，当时她就笃定，这个蒙古族小伙，是编辑一直期待的天生小说家。吴越向他约稿后，他拿出了中篇小说《荒原上》。读完后，吴越很激动，但她深知索南作为新人，只有七十分是不够的，起码要达到七十五分才能顺利在杂志发表。除了杂志的投稿，编辑之间也会形成一个网络，同行常常会互相推荐。吴越就透露，班宇最初是《上海文学》的副主编崔欣推荐她认识的。而因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名声大起的90后作家陈春成，早前是时任《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的徐晨亮引荐过来的。“当时晨亮跟我说，有个年轻人你必须要看一下。”吴越解释，这当然不是冲着她，而是冲着《收获》。现在，吴越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审美和文学判断的标准，比如她说过多次的“500字理论”：每个人都有500字的机会，一篇文章在开头500字内能不能打动人，能不能有小说感，是个硬指标。比如班宇《逍遥游》的开头，刚读到“奶白围脖”时，会猜疑这是不是一个儿童视角的故事，但是往下看，语气又是成年人的。我系一条奶白围脖，坐在塑料小凳上，底下用棉被盖着脚，凳子是以前学校开运动会时买的，几块钱，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变形。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往往在开头就能紧紧抓住读者，比如被化用过无数次的《百年孤独》第一句，它定下了整部小说的基调。吴越曾经被一位作者拉黑，原因是对方觉得她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通读作品就拒稿，不够认真负责，但实际上，吴越不但看了，还在编辑部讨论过才回复退稿的。说起这事，吴越只能苦笑，也有点伤心，“你可以说业务力不行，看走眼了，但你不能说我没看，这是在质疑我的职业伦理。”这件事也让她对投稿回复越发谨慎，“如果我一个月没有回复的话，你千万不要不好意思，一定要提醒我，是真忘了。如果你特别着急，我也会建议投给别家看看。”2023年11月，茅盾文学奖颁奖之夜安排了一个“致敬文学编辑”的环节。但能站上去的多是图书编辑，期刊编辑不在此列。也并非所有作者都会发自内心认同编辑的意见和劳动，不经意在圈子里混足了年头，经过顺流逆流之后，近距离接触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以后，很多幻想会破灭，很多光环也会褪色，这一点，无论是给作家当编辑，还是给明星当经纪，都是必然过程。
图：隆莺舞忙起来的时候，可能需要因地制宜工作
刚入行的时候，隆莺舞对于文学编辑这个职业是有美好且“神圣”的想像的。但做了几年以后，她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比如，对一些知名作家的“去魅化”——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文字背后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个人；比如，对文学标准的怀疑——自己笃定看不上而辛苦退掉的作品，过不了多久在另一家杂志上被登了出来。到底是不同编辑的审美差异，还是文学屈从了人情？“把文学杂志的阵地坚守好，不发烂稿”，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对于越来越多的作家通过文学杂志以外的平台出道，她的欣慰反而多于压力，因为这种模式打破了旧有的‘垄断”格局，“要被人看到作品，不需要首先过编辑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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