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介绍，该法律从本周开始对大多数澳洲打工人生效，并将从2025年8月开始，适用于职工人数少于15人的小型企业。

算上澳大利亚，全球目前有20多个国家/地区制定了类似的规定。

在广告业工作的蕾切尔·阿卜杜勒-努尔说，该变化将帮助她在一个客户工作时间不定的行业里“离线”。

她说：“我认为我们有像这样的法律真的很重要。我们把大量时间花在手机上，整天处理电邮，我认为实际上很难屏蔽掉。”

为了适应紧急情况和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岗位，规定仍然允许雇主联系他们的员工，后者只能在合理的情况下拒绝回应。

拒绝是否合理将由澳大利亚的工业仲裁机构公平工作委员会来判断，它必须考虑雇员的职责、个人的情况和雇主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联络。

该委员会有权发出停止令，如果违反，可以对雇员处以最高1.9万澳元（约合1.3万美元）的罚款，对雇主处以最高9.4万澳元的罚款。

但雇主组织澳大利亚工业集团说，在如何实施规定上的模糊性将让老板和员工产生困惑。该组织还表示，工作将变得没那么灵活，而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会让经济放缓。

该组织22日说：“这些法规无论字面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来自左翼，对其实际影响的咨询极少，并且没有给雇主留下多少准备时间。”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奥尼尔说，加到法律里的限制性条款意味着它不会干扰合理的要求。她说，它反而会让员工不再为管理层计划不周买单。

奥尼尔提到了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员工，此人半夜下班，但4小时后收到信息，被告知早上6点前返岗。她说：“我们认为这将让老板们停下来想想他们是否真的需要发送那条信息或者那封邮件。”

模糊的“拒绝加班”界线

对于这项新法，澳大利亚的就业和劳资关系部长默里·瓦特公开评论称，这个法律旨在努力恢复一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确保人们不会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无薪加班，查看电子邮件和回复事情。

然而，这项法律本身也没有赋予打工人下班后彻底“离线”的权利。

这项规则留了一个相当大的口子：基于员工的职级、个人情况（包括照看家人的责任）、联系他们的原因和受干扰程度，在某些情况下，下班后拒绝回复工作消息会被视为不合理行为。

瓦特部长也表示：“如果是紧急情况，人们当然会期望员工对那些情况做出回应。但如果这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他们应该等到下一个工作日。这样人们就可以真正享受他们的私人生活，享受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参加运动或下班后做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不会觉得自己被锁在办公桌前，同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报酬。”

作为这项政策的背景，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未来工作中心去年曾发布一份报告，称澳大利亚人每年平均有281个小时的无薪加班时间。这份研究表示，当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仍处于历史低位，工资增长跟不上通胀以及生活成本上升时，这件事尤其引人担忧。

由于法律本身给予劳资双方非常大的解释空间，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这项法律对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恐怕并没有字面上这么大。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居家办公和数字化办公的兴起，也使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相当模糊。

也有澳大利亚金融行业的打工人对媒体表示，虽然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未必能够在他的行业里流行起来。这个行业的高薪，对应的就是长时间工作的期望。

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表示，如果劳资双方就下班后的工作安排发生矛盾，首先应该尝试自行解决矛盾，如果谈不拢再向该委员会申请“禁止令”——命令雇主在下班后停止联系雇员，或者认定员工拒绝回复的举动不合理，命令其回应老板的消息。

根据新法，如果不遵守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命令，雇主可能被处以最高9.4万澳元（约合45万元人民币）的罚金，打工人也可能面对最高1.9万澳元的罚款。

所以这项新法最核心的作用，恐怕就是让澳大利亚的雇主们在发送消息前多想一下——这事非得今天做么？

反对声浪

即便是这样一项对打工人影响存疑的新法，依然遭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声浪。

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已经公开表示，如果他们赢得2025年联邦大选，将会废除这项法案。

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BCA）周一发表声明称，工作场所法律的变化，可能在该国经济已经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导致正处于历史水平低位的生产力进一步倒退。该理事会的CEO布兰·布莱克表示，这些法律增加了营商成本和复杂性，意味着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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