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决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有限理性”,也即我们无法完全把握我们决策的对象和环境,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举例来说,一只蚂蚁在海边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的沙滩上爬行,蚂蚁爬行所留下的曲曲折折的轨迹,不是表示蚂蚁认知能力的复杂性,而只表示着海岸的复杂性。
人和蚂蚁一样,在复杂的管理决策过程中,其认知能力是极其单纯的,人类似蚂蚁在海边爬行,虽然能感知蚁巢(目标)的大致方向,但既不能预知途中可能出现的障碍物,其视野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每当蚂蚁遇到一块石头或什么别的障碍时,就不得不改变前进的方向。我们人类也一样。
蚂蚁行为复杂性是由于海岸的复杂性引起的。同样,人们在决策中只能根据有限信息和局部情况,依照非常局限的主观判断来进行决策。所以我们决策行为的复杂性(例如经常变卦,犹豫不决等等)也是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引起的。
另外人的技能、学识、价值观等因素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也会影响到能否进行正确的决策。可以说,管理者拥有知识的程度,决定着他决策和行动的合理性和满意化的程度。
面对这种能力局限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现代管理中最常用的是:“目标一手段分析法”。
这种方法是首先为要实现的总目标找到一些手段和措施,然后把这些手段和措施又看作是新的、次一级的目标,再为完成这些次一级的目标找出一些更详尽具体的手段和措施来。这样分层反复找下去,直到有了现成的解决办法为止。
例如:我们要对一款App进行推广,推广费用X元,在一个月时间内,达到1000万的用户安装,10%的激活率(100万用户激活)。在确定了目标后,根据经验、知识或是咨询,找出某些工具,如选取推广渠道(口碑宣传,病毒营销,嵌入式广告,媒体软文等),评估每个渠道的推广效果,在费用有限情况下,是否牺牲长远利益与资质较差的渠道互相推广等,在推广过程中的监控与实时调整等。
当问题较为复杂时,会不断地派生出一些次要的问题来。每个次要问题仍按上列程序求解。这种过程持续下去,直到找到一种在我们的经验库中已存有解决办法、工具和程序的次要问题为止。由于这种次要问题已有可解程序,于是问题得以解决。它的解决又导致上一级问题的解决,直到我们实现总目标。这就是一种动态规划的解决问题方法。
所以,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以看成是:通过把非程序化决策简化为一系列程序化决策,而最后完成非程序化决策的过程。
这种“目标手段”分析框架,克服了以往的两分法(如行政学中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法,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效率两分法等等,归根到底就是方法论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分法)的对立状态,用二者的转化把它们统一起来,从而跳出了此前管理学中追求“价值中立”的偏失,为道德因素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外,决策要素可分为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
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种描述,也就是信息。
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表明对该事物的价值偏好。
实际上,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区分相当于目的和手段的区分。所以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是可以转化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转化。
行为目的的确定,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为实现目的采取什么办法最有效,则属于事实判断范畴。
根据目决策理论的成功发现:人的行为目的总是逐步实现的,在决策的每一步骤中以及在多个决策组成的复杂决策中,上一步骤或者上一决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反过来又是实现下一步骤或下一决策的手段。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初始阶段以事实判断为主,随着这一过程向最终目的逼近,从决策的整体过程来看,事实判断所占的比重越小,价值判断所占的比重越大。这是伟大的的发现,这是超出常识的。